日期：2026-04-25 09:37:15
73岁的姚女士想指定一个亲近的“外人”给自己养老送终。这种叫作意定监护的制度，虽然已写进多部法律，但因为法条表述过于笼统，在实际操作时面临重重困难——社区说“没听过”，公证处互相“踢皮球”，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能办理业务的机构，又遭遇了新的问题。
需求
孩子“失联” 老人想做意定监护
“别人家的老人有孩子陪着，我们家这情况，真是一言难尽。”73岁的姚女士，和老伴儿生活在一起。老两口有个儿子，但几十年前一场变故，双方结下难以化解的矛盾，从此儿子离家出走，再无联络。“他现在在哪儿，在不在国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”
几个月前，姚女士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突发疾病去世。送别会上，她忽然想到一个令她后背发凉的问题：“自己和老伴身边已经没有亲人了。如果一个人先走，剩下那个去世时，谁来办后事？”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更多问题像潮水般涌来——住院谁来办手续？住养老院谁来签字？万一糊涂了，谁来替自己做主？
纷乱的思绪中，姚女士唯一能想到的名字是“小于”。小于是她曾经的学生，踏实肯干，深得自己赏识，毕业后两人也来往颇多。小于家境不好，姚女士惜才，曾在经济上支持过她。后来小于工作有了起色，不但还了当年的资助，还隔三岔五来看望，大包小包地送东西。
“我觉得这孩子心地特别善良。”有一次聊天，姚女士把家里的情况吐露给了小于，说着说着，两人都掉了眼泪。从那以后，她们的关系更近了。姚女士退休后，小于更是跑前跑后，帮了不少忙。
但毕竟，姚女士和小于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之前老人想到的那些问题，都得由监护人来办理，而自己的法定监护人，也就是自己的儿子，早已指望不上。正当姚女士不知该怎么办时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了解到了“意定监护”这个概念。像她这样的老年人，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，可以与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人协商，确定自己的监护人，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。
这项制度犹如救命稻草。姚女士和小于深谈了一次，小于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然而老人万万没想到，想办成意定监护这件事，竟比她想象得要困难许多。她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，事情仍然没有着落。
困境
怕有风险 公证处不愿接业务
事情到底卡在哪？姚女士表示，目前关于意定监护的相关表述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里都能看到。但法条里，只写了这件事“可以办”，但具体该“怎么办”“找谁办”，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说明。仅仅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里有一句提到，要“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”。
既然是书面形式，姚女士首先想到的，就是自己写一个字据，确定小于为自己和老伴的意定监护人。字据写好后，她联系了社区，希望社区能给她确定监护人这件事做个见证。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，没听说过意定监护这个词，也没法承担这项责任，建议姚女士去咨询律师，问问这件事该找谁办。
之后，姚女士找到了一位公益律师进行咨询，对方表示，姚女士的字据写得有些“过于笼统”。想要确定意定监护人，委托人和未来的监护人应该拟一个协议，并且到公证处进行公证。但协议应该怎么拟定，律师这里也没有模板可以参考，建议姚女士直接去咨询公证处。
到了公证处这一步，姚女士原以为找对了地方，可没想到却碰了更多壁。她首先咨询了离家较近的燕京公证处，对方表示，公证处不办意定监护的公证，建议咨询方圆公证处。跟方圆公证处一联系，对方的话术几乎相同，这回建议姚女士咨询东方公证处或国信公证处。而到了这两个公证处，姚女士同样吃了闭门羹，两家都说“办不了”，而且都没有再指定“下家”，姚女士也不知道该问谁了。
记者沿着姚女士问过的这条路，一步步进行核实，得到的回复与姚女士所说的基本一致。其中，国信公证处回复说“意定监护类公证不是常规的公证事项，本处暂停办理”，东方公证处记者咨询了两次，得到的回复竟然不一致。第一次工作人员说公证处不做这项业务，建议咨询其他公证处。第二次则表示，公证处里有一位比较懂这项业务的公证员，如有需要可以跟她联系。
等到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公证员，把姚女士的诉求告诉对方后，公证员却斩钉截铁地回复办不了。“如果老人没有子女，还可以商量，这种有子女还要指定别人当监护人的，我这里办不了。”至于办不了的原因，对方并没有说。
而在方圆公证处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这里办意定监护的案例很少，还是建议老人去咨询其他公证处。至于原因，是因为公证处只有核实权，没有调查权，做了公证之后，如果意定监护人并没有尽到赡养义务，公证处也很难去取证。“据我们了解，之前有别的公证处做了意定监护公证，最后被法院驳回的情况，所以这项业务的不确定性比较多。”
期待
缺监督人 盼新政指条明路
做意定监护这件事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记者和姚女士随后又咨询了其他公证处，其中国立、首佳、华夏等多家表示没有这项业务，海诚公证处表示如果协议涉及房产处置就办不了，精诚公证处的说法和东方公证处类似，如果老人有子女但联系不上，就办不了。
“您现在是想用意定监护的方式排除孩子的监护权，这种情况得让孩子过来当面沟通，或者至少让我们和孩子打个视频电话，了解情况。否则您单方面说跟孩子已经没联系了，之后孩子突然出现，我们也很难办。”工作人员向记者和姚女士解释道。
这里没业务那里不能办，当“皮球”踢到长安公证处时，事情迎来了转机，记者和姚女士一起在现场咨询之后，工作人员表示，有公证员愿意给姚女士做意定监护的公证，即使是在孩子缺席的情况下，姚女士想要指定小于担任意定监护人，也是可以的。
“但这又牵扯到了另一个问题，您现在觉得小于挺好，可之后她会不会变呢？等您真躺在病床的时候，她还能尽职尽责吗？”对于公证员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姚女士表示她考虑过，但她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去信任对方是个好人。
对于这一点，公证员表示，监护协议里除了确定意定监护人之外，还应该加上“监督人”的角色。监护人有没有按照协议要求去履行监护职责，有没有侵犯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，都应由监督人来监督。但姚女士表示，以她目前的情况，想找到人担任意定监护人已经很不容易，再额外找一个监督人，可谓难上加难。
“找社区或街道担任监督人，可不可以呢？”对于姚女士的这个问题，公证员表示，他们之前做过的意定监护公证，也曾跟委托人属地的社区和街道联系过，但社区和街道很难去担任监督人这一角色，还是建议老人自行寻找其他的监督人。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除了个人之外，也有一些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监护人或监督人的职责，但需要就这项业务对委托人收取一定费用。对此，姚女士表示，还需要再考虑考虑。“先不说收费问题，这些社会组织到底靠不靠谱，我也不了解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委托给对方。”
现在，姚女士在寻找监督人这一点上仍然面临困难。而这个问题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解决。即将于7月1日施行的《北京市养老条例》提到，“鼓励老年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与相关个人或者组织协商确定意定监护人。本市采取措施支持、指导、监督老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。”
“我和老伴现在身体还可以，还没到火烧眉毛的时候。既然条例说了会采取措施，我也期待到时候的措施会是什么样。”姚女士希望，政府能够牵头成立一个部门或组织，一方面能给她这样有意定监护需求的老人提供指导，另一方面也能承担监护人或监督人的角色，“这样我至少能知道，我的晚年生活是有着落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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